进入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家园洪湖二中后，我所在的县重点班教室就在化学生物混合实验室的隔壁，是离我家最近的一间教室（直线距离仅15米），班级名称是高一（四）班，有56名学生。这个班当年有一个插班生，名叫黎洪洲（从外地新调来上任二中书记兼校长的儿子，也是我整个高中阶段极要好的朋友）。顺教学楼（其实那不能称为楼，因为只有一层）往南依次是高一（三）班，为二中自己开的重点班，学生来自包括西半个洪湖县的地区，其中有几个是我小学同校的，二中的几个校子弟包括纪昌玉（小学五班，二中老教导主任的儿子，他的家不在二中校园，而是在第五居委会）、彭新潮、向德福（小学一班，他的家虽在二中砖窑场，离学校比较远，但我常到他父亲负责的砖窑厂去找他玩，来往还算比较多）、赵和平（赵和平原本比我们高一届）等也都在这个班，还有陈刚、郝文秀、陈金祥等也都是我熟悉的；高一（二）班，也就是我初中时的快二班，最后是高一（一）班，即初中的快一班。我的第一任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就是我的隔壁邻居会拉提琴的罗福田老师，语文老师是刘兴诗，物理老师是肖福生，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武汉人，一口标准的汉腔，讲力学中的OC矢量时，常用武汉人的发音把O的发音ou 1发成wo 1，还逗我们说武汉人发音的OC指的是撒尿，弄得全班大笑不止（大约半年后，他被调往了武汉一中。在武汉读书工作期间我还专程去拜访过他），继任物理老师是周秀娟（广西人，不久也举家迁往南宁），化学老师是季成烈，生物老师是徐应祥（几年后全家搬往荆州的沙市市），英语老师是马昆明，地理老师是我父亲，历史老师是翟XX，政治老师是黄毓奇，体育老师是李思引（广东人，几年后返籍广东，前几年因鼻咽癌去世）和吴丽娟（江苏人，不久和丈夫带着全家人回到扬州商学院）。这些老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的第一位同桌是杨元胜，就是在同济时要我为他借小提琴的那位80级校友，后来从同济医大协和医院博士毕业。我们俩的座位是第三组最后一排，我靠中线他靠与第四组间的走道。第二位同桌是皮少虎，我们俩的座位是第四组倒数第三排。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常常拿他开玩笑：a piece of chalk（一支粉笔：尔皮少虎巧克）。皮两年后理科班毕业没考上，第三年转到我父亲的文科班，一年后考上武汉大学法律系，现在湖北省检查院任职（他转对了，他是学文科的材料）。第三位同桌是梅家全，我们俩的座位是第三组倒数第三排。梅后来读的是生物系，现在是洪湖二中的副校长。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我的成绩很不理想，全班倒数10名，但第二学期末，我的成绩位列第13名（好一个不吉利的数字）。当时班上有几个公认为最聪明的：第一是崔春光，第二或第三则分别由李行宽或卢新海分享。这三位的确是太出色了。如果他们有更好的学校和老师，相信北大清华对于他们三个都毫不在话下。崔春光高中一年级末就和79级的同学一起参加了高考，被海军工程学院录取，但他放弃了，第二年一举考取北京大学，成为二中历史上第一个上北大的。后来又拿到了研究生学位，现在是湖北省气象局暴雨研究中心的主任。李行宽被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录取，在武汉读书期间我经常到他那里串门，但可惜毕业后失去了来往。卢新海则进了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后来又到了同济大学读研究生，现在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他不仅学问做得很好，经商也非常成功，有自己的独立法人公司。此外就是杨元胜和皮少虎等，两人也非常优秀。
值得一提的是，自进入这届县重点班后，我就一直是校运动队的成员，跑步、跳远、打球、体操等各项训练很多，每天早上6:30就开始集训1个小时，下午4:30开始又集训1个小时。1978年教育部颁布《青少年体育运动达标》手册后不久，我就成为该校首批六名达标者之一。当时在运动队的还有现在湖北省财政厅任职的杨波。他的个头比我很大一点，但60米、100米和200米跑速度最快，跳得最高最远，不仅是运动队的田径全能之冠，而且乒乓球也无人匹敌，但800米、1500米和体操则是我的强项。杨波和我是重点班的同学，当时玩得也非常好。
由于父亲对我的学习状况很担忧，背着我和校领导商量让我重读一年级。因此，到了第二年级开学前，他告诉我说我得重读一个高一。我当时也感觉自己跟不上那些特别出色的同学，再加上自己在初中阶段的中班没有讲授几何学中的圆（这一缺憾我一直没能补上，最终成为我高考时的致命弱点，几乎所有与圆有关的数学大小题我都失分）。父亲的这个决策立刻影响到二中的其他校子弟，所以，后来他们都和我一起全部转到了新一届的高一（一）班。这一届的新生既没有所谓的县重点班，也没有校重点班，大家都一样。从这一届起，我就一直担任班长，又由于我是本班唯一的校运动队成员，因此班主任又让我兼任了文体委员。
我的新班主任是语文老师胡振民。数学老师是张文焕。物理老师是78年高考时以物理满分被武汉大学录取的老三届二中学生肖大全（当时他因为家境极其贫困不得不中途退学来到二中当物理老师），是二中北边余家菜园子人。王树德老师也曾带过我一段时间的物理课。化学老师是彭鸿义，一个讲课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的老师，可以说他的课讲得非常好。英语老师是白厚红（男，后来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法研究生）。生物老师还是徐应祥。体育老师还是李思引。政治课老师是彭本智，也就是彭新潮的父亲。但第二学期语文老师暨班主任换成了肖青山，物理老师换成了郭金祥（我毕业后他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二中校长，竞选而非任命的）。那时，我们这个新年级里流传着一个消息，一（四）班有一位智力超群的学生，名字叫张仁涛。
半年后分文理兼快慢班，我和张仁涛同在了高二（一）班。肖青山继续任班主任，数学老师是张文焕，化学老师是彭鸿义，物理老师是唐训滔，英语老师是马昆明，政治老师还是彭本智，生物老师还是徐应祥。记得那年三月初，班主任肖青山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到二中后面的田野踏青，回来后他要求大家写一篇关于那次踏青的散文。几天后，他找到我问：“你的散文是否抄的别人的？”我回答说是我自己写的呀！他竟然摇着头嘿嘿地笑了笑。
果然，新班组成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遇到了真真的挑战者：他的确非常出色。从此，这届学生中，我和他成了交替领先的领头羊。但我觉得自己比不上他，因为我读了两个高一。他学习非常刻苦，自律性很强，智力也非常超常，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很受大家敬重。尽管我仍然是班长兼文体委员，但我住在自己家里，他则和同学们住在大宿舍里打成一片。一年半后，他高考考了全年级最高分，被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录取，而我却仅够中专分数线。然而，在高考前一个月的毕业考试中，我还是全年级总分第一名。我无法接受这个痛苦的事实，但又不得不承认我的确很笨。记得高考前一个月的备考时间里，我常常六神无主，注意力很不容易集中。那时，大姐刚生了小孩（81年6月），婴儿就放在我们家由我母亲照看，夜里孩子哭闹不止，可以说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这应该是导致我高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主要原因还是我的数学基础的严重欠缺，面对几道与圆有关的大考分题我束手无策，由于数学大面积丢分，导致物理考试时非常紧张，因而表现失常。尽管其它几门课程挽回了一些面子，但我最终不得不承认，我应该转而学文科。面对这样的成绩以及随后的志愿填写，考虑到自己在中专线的上限，无可奈何的我和父亲商量后决定要走就走最好的中专，否则再复读一年。于是我们仅填写了上海医疗仪器设备学校。结果没有被录取,只好再读一年。就在复读成为唯一选择的情况下，我和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转到他的文科班去。没想到父亲固执己见，坚决不同意我转文科班。他不愿承认现实：我的文科基础非常好，但理科基础严重欠缺。由于得不到父亲的认同，我被迫重返理科班复读。没想到，这一年的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就和同学在教室里打了一架，差点逼得我转学洪湖一中。
这一年二中只有一个复读生班，教室位于学校大门口进门右手边新改建的只有两层楼的教学楼二楼。此时我的小学同学中只有我、彭新潮、田厚琼、白帆以及施华艳（这一年他转到了一中）等5个人还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我所在的班称高二（四）班，教室在二楼最东边。我的第四任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刘占先，数学老师是彭标桐，物理老师是郭金祥，化学老师是李祥生，英语老师是闵维荣，生物老师换了另一个（没几年就离开了二中），我怎么也记不起来名字了，好像姓杨。复读的这一年我很苦闷。想到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我实在是有些懊恼。好在仁涛从武汉大学给我寄来一封信很是宽慰了我的心，我也就认了，埋下头好好学吧。母亲也鼓励我说：“你就什么心也别操了，就像鸡啄米一样埋头啄自己的学习好了。”于是，曾经令我感到自豪的运动队不去了，班干部也不愿当了。不过，喜欢运动的我有空还是爱到运动场去跑跑步、玩玩单双杠什么的。
一天上体育课，我和复读班的几个同学一起来到运动场边玩单双杠，我在单杠上做大单摆动作，几个来回后，越摆越高，就在我的一个前摆动作进行到中间时，我突然被人猛地推了一下后背，突然间失去平衡的我“扑通”一声，后背重重地跌在地上。我感到周身非常疼痛，好长时间不能站立起来。当我环视四周，才发现是一位高个子同学下的手。我站起来后只说了一句：“怎么会这样？”。他感到不好意思，红着脸离开了。我并没有记恨，因为高考失败带来的心灵上的伤痛远胜过这点肉体的疼痛。
过了一段时间，课间休息时，我和同桌（忘记名字了）一起趴在二楼外走廊的护栏上聊着天。突然，一个人弯下他的身子抱起我的双腿将我猛地往护栏外掀去，好在我及时紧紧地抓住了护栏，并使尽气力挣脱了他的控制。我定眼一看，竟然又是他！恐怖！！我和他之间并无任何瓜葛，他为何这样对待我？我感到极度的纳闷！难道他要置我于死地？我仅仅责备了他两句，说你不知道这会要人的命吗？干吗开这样的玩笑？就在我的责备声中，他埋着头离开了。
复读班的第二个学期刚开学没几天，冲突终于发生。那天晚自习是物理老师郭金祥带班辅导物理。郭老师就在走廊间转来转去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我当时坐在第一组的第二排，他则坐在第二组的最后一排，因为他身高达1米78，而且身材魁伟，我却只有1米64，体重不到100斤。当郭老师来到我旁边的走廊上时，我有问题想请教，当我站起来时，郭已经走到了走廊的中间，于是我喊了一声“郭老师，我有问题要问。”郭老师在原地转过身来时，我也已经从座位上出来到了他的身边，手中拿着一套练习题和一支笔。就在我们交流问题的时候，他也来到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预告地突然猛推了我的前胸一把。顿时，热血猛地窜上我的脑门，我扔下手中的东西用拳头回敬了他一下，接着两人就抱在一起了，我先是被他抱着后背扑到了第二组倒数第三排的桌上，然而，我用臀部猛推课桌，这样我的身体就站直了，接着借后面桌子的支撑用头顶住他的前胸，两腿稍稍下蹲后用脚使劲一蹬，将他顶到了后墙上，然后伸出右拳狠狠地击中了他的下体，他当时痛苦得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脸色惨白。时间之短，很多人几乎做不出任何反应，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的同学事后只知道陈立功把xxx打伤了。第二天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里，班主任开始调查这件事，声称将要求学校处分我，因为我出手太狠，打伤了人。我感到愤怒，不可接受。
那天回到家里，父亲也说你把人打伤了，学校可能要处分你。我不理睬这些，只对父亲说如果学校要给处分我就转学去一中，并要父亲给我搭车和住宿的费用。父亲拒绝了。和父亲谈话后的当天晚上我没上晚自习，而是来到二姐家，向二姐说明了事情原委，并提出借钱去县城谈转学的事宜。反正一中有很多老师原来就是二中的，我都熟悉，他们也了解我的本性，我不担心没人帮我。二姐除了支持我的行动，还嘱咐我路上小心，并让我代她问候几位老熟人。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就搭车去了县城，到一中后首先找到了多年来和我们家走得比较亲近的张钊勋和彭易生老师夫妇。他们很快帮我联系了一中的管理人员，并立刻回答我转学没有任何问题。彭老师还嘱咐我赶紧回家，不然没交通车了（那时只有上午和中饭后各一班车）。但很久没来县城的我背着彭老师在一中和县城里我熟悉的新华书店等地转着玩了半天，晚上跑到车站对面的交通旅社登记了一个房间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峰口。
回家吃中饭时，我先告诉父亲说一中接受我的转学申请，然后希望他说说自己的意见。父亲没有直接阻止我，而是开始劝导我说还是留在二中的好，而且，校领导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不会给我处分，但要求我们家长负担受伤同学的治疗费用。父亲同意了出这笔钱。随后父亲又开始拿出他当班主任的风格做我的思想工作。我的心渐渐开始平静下来，也就不再坚持转学的主张了。
回到班上后，我们支付了治疗费用。好在问题并不严重，受伤同学也很快恢复了。然而，冲突的阴影长时间留在了双方的心中。高考后，他顺利过关，被华中农业大学录取。我则由于父亲独自跑到县招办武断地修改了我自己填的自愿，导致我的第一批录取失败，最终来到了我并不喜欢的医学院，而且当时还是个二类院校。上了两三个月的课，我就对父亲写信说想退学。父亲回信说，如果你要退学就别回家。我没有勇气坚持，只好在医学院里混到了毕业。
来到武汉后，由于多种原因，我没有去拜访过那位和我打过架的同学。可是，就在他毕业的那年，他来看我了，告诉我他将到武汉市人民政府蔬菜产销办公室工作，工作单位的地点就在万松园路，离我们同济非常近。我心里很为他高兴。从此，我们经常往来，终于成为在汉多年的好朋友。尤其是在我的人生由于1989年的事件经历更大挫折时，他的友谊成为支持我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们都同意对自己当时状态的自我认识：残酷的竞争环境使我们处于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一种可能导致失控的因素潜伏在我们的下意识里，有时它需要发泄，那原本不是真实的我们自己。好在，我们战胜了它，走出了它的阴影。
高考的最后一天，我又和两位同学打了一架。那一年，洪湖县第一次要求所有考生一律到县城的考场参加高考，老师和学生也都要住旅馆。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住一间房，其中之一还是我的同桌。考试时间是三天，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门。我在前两天里发挥得有好有坏，但比前一年感觉好多了，尽管数学仍然不能拿高分，但如果其它各门发挥正常，考上大学没问题。我的语文、化学、政治都考得不错，应当都在（80 ~ 90）/100分之间，数学和物理也都勉强可以及格。最后剩下一门英语和生物的合考，时间是第三天的下午。就在这天中午，两位毫无希望的室友不想继续考了，吃过中饭就在宿舍下起了象棋。我劝他们让我好好休息一下，他们不但不停止下棋，还讽刺挖苦人。我气恼至极，当即掀了他们的棋盘，将两人赶了出去。我强迫自己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真的，我睡着了，而且睡得不错。因此，下午的考试发挥正常，没有任何心理因素的干扰，英语和生物也都在（70 ~ 80）/100分的比例之间。最后的总分超过一类院校录取分数线16分。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使命！那年，将近60人的复读班仅12人考上本专科大学。
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中，在一中求学的三人在随后的三年里先后考上了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武启刚，80）、荆州师专（郑国庆，80）和南京航空学院（程立俊，81）。最终留在二中重点班的4个人中，除了崔春光外，严新文考进了武汉轻工业学院（80），李汉香原本是个非常聪明有潜力的女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进入重点班后成绩一路下滑，也没有兴趣继续复读，毕业后进了工厂作工，后来就不知道了。田爱琼后来和我同年同班参加高考，被荆州卫校录取（82），毕业后回到峰口当地医院工作。同年上学的峰口镇280名同学中，还有纪昌玉（五班，81）和彭新潮（一班，84）先后分别考上荆州师专；施华艳（男，小学二班，82）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陈刚（小学时先一班后五班又二班），后来进修于湖北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峰口当地医院任外科大夫；白帆（小学二班）后来也是和我同年同班参加高考的，也被荆州卫校录取（82），毕业后也回到峰口当地医院工作。好像还有一位名叫郝文秀（小学五班）的女生，80年代中期也进入武汉大学进修并拿到了学位。来自原初中部两个快班的绝大多数同学最终被二中放弃作为高考对象培养，一时间在学生及其家长中引起很大的怨言。一小部分有才华的同学，包括周方达、陈金祥、焉来斌、赵世寿、邓金波、赵和平等最终只能就读于荆州地区的技工或轻工业学校，主要是学习粮食和棉花采购、检验和管理等，其他绝大多数同学不能继续他们求学的梦想。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梦想在1984年随着彭新潮作最后一次挑战高考的努力并成功而结束。
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仅约2/5的同龄人能接受到高中教育，12/280（严新文不能算入）的人能继续他们高中后的专业教育，6/280的人有机会进入本科大学学习，2/280能获得研究生教育！几百个孩子的聪明和智慧被整个国家和社会极端稀缺的教育资源拒之门外。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教育体系！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高考制度！一个看似公平的战场，完全是精神、意志和肉体的折磨！它的全部使命就是用极其有限的资源引导极其残酷的竞争，从而培养出极端冷漠的考试机器，而不是通过教育的手段增进智力的充分发展，从而推进人性的全面进步！
在同济的五年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兴趣，除了圆满完成医学和公共卫生课程的学习，顺利拿到医学学位外，业余时间自学了小提琴演奏，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人文等社会科学类书籍，走进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圣殿。大二第二学期时我还与同班好友张亚梁和李仁丰以及80级卫生系的高卫中（现在卫生部）、81级医疗二系的朱少纯（现在美国Boston）、曾奇峰等骨干组织了独立于团委的学生社团——“星期一”学社（其创建、运行和出版自己的刊物等完全没有受到团委的影响和干预，但半年后被校党团委强令解散）。
本以为大学时代即将平静地度过了，然而，就在临近毕业前的1个月左右，因为在电教楼与人发生座位纠纷，与低年级的高个学弟发生了一场肉体加言语的冲突。那天，我、刘中韬和戴建荣三人相约去电教楼看外语录像，我们到得比较早，占了三个相连的座位，不久，不记得是刘中韬还是戴建荣去上厕所，一个84级的高个学弟硬是要抢占这个临时空位，我们之中留下的两个告诉他我们还有一个同伴马上就来，他仗着自己个子高大（后来还知道他父母是本校某系的教授）不予理睬。不久，同伴来后发现自己的座位被抢占，要他起来让座，他傲慢地拒绝。于是冲突就此发生。与之发生动手的主要是戴建荣和刘中韬。我则跳到桌上大声地指斥其蛮横不讲道理，这一虚张声势的行为弄得他心虚不已，结果我的两位矮个同伴竟然将其打了出去。这场冲突表面上很快就结束了，然而在看完录像回宿舍的路上，刘中韬遭到了对方纠集的同伴在路边的突然袭击，脸部被打出血了。这次打架事件第二天传到了学院的学生办公室。当班辅导员找我们三个去了解了情况后，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处理。那时是1987年的6月，事件发生前不久我已经知道毕业后我将留校担任新生班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尽管那时我并非中共党员，却自愿选择了留校干这一行当，为此还参加过留校人员筛选考试并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最终这个愿望竟然实现了。
1989年3月，我参加了清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兼行政管理专业的第二学位班考试（当时第二学位与硕士学位等同）。当时只有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为此我向办公室主任请了一个月的假，借住到当时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工作的卢新海的宿舍里。复习时间分配：英语3个星期，历史地理社会1个星期，其它0分钟。最终成绩是：英语63分，写作89分（记述文和议论文各一篇，共计5000多字的作文我几乎没有留下修改的痕迹），历史地理社会综合73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78分，总分在1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是，当年突发的学生抗议运动以及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失败处理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性质形成了彻底的否定态度，并在随后的“两清”中为自己所带班级承担了大量责任，没有让任何一个被学校点名并要求我整理事实材料的学生受到任何追究，尽管我所带的班级在89年时是同济医大各班级中影响最大的两个班级之一。在清华大学招办要求我校出具关于我的政审结论时，校党委出具了政治态度不合格的结论，我当然也就丧失了去清华读书的机会。不过，89年的事件发生后，我也庆幸自己没有进入那个领域，否则，我将终生从事违心的工作：没有人性的自然，丧失心灵的自由。记得在参加清华入学考试的那几天，一位来自湖北医大的考生（其实是该大学的政工干部）问我既然我对这个工作持否定态度，为什么还要来参加考试？我回答他说，我是为了终结它才来的，因为它原本就不需要，是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的制度强加的。
按照某种无需申明的条款，从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辅导员理应是中共党员。然而那年头，没有几个拥有专业背景的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研究领域专职从事政治辅导员工作，而党的组织部门又非常希望这样的人能够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我这个非党员最初被接受的历史背景。然而由于我的顽固，拒不向基层党组织作思想汇报，并明确拒绝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要求，学校党组织在无可奈何中观察和等待了大约1年多后，1991年1月终于停止了我的工作，将我撂（发音liao 4）了起来。尽管工资照发，但学校不安排我任何具体工作，我也没有办公室，没有合作同事，甚至面对着随时被遣送回洪湖老家的命运。一旦这一事件成真，我将重蹈父亲当年反右时的命运：被从任教的大学遣送到新成立不久的洪湖二中。
在停止我的工作前，校方同意了我申报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专业的国家研究生统考的申请。这可以被他们看成是一个顺水推舟减少麻烦的机会。然而，由于时间紧迫，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复习备考，因为我的报考申请已经接近报名期中止，离考试时间只有1个月了。而临考前三个星期对我的工作突然停职的处理让我的内心遭遇了一场强烈的情绪风暴：我突然之间离开了我热爱的同学们！毕竟有着三年多的感情啊！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交接和情绪波动后，我还是努力开始复习，然而最终考试一塌糊涂：英语38分（复习了两周，占总复习时间的三分之二。当年录取分数线40分），政治75分（复习时间0分钟。当年录取分数线45分），综合60分（根本没看书，也没做往年的试题），专业基础生物化学20分（根本没看书，也没做往年的试题）。由于自己知道专业基础考得非常糟糕，专业课劳动卫生（一个星期复习完全）干脆就不考了。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逃考。
考完后就放寒假，我照例会回一趟洪湖老家和家人一起欢度农历春节。那一次，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骑着自己的轻便赛车回洪湖的。128公里的路程我耗时8个小时，因为中途在仙桃市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拜会了在市防疫站工作的、我大学时代非常要好的朋友武身满和他的太太。
回家过年家人非常高兴，当然大家并不知道我当时的处境其实非常糟糕。用我的老上级、同济医大时任党委宣传部长兼学工部长曾凡辉先生的话说，在你这个年龄、以这样的环境遭遇这样的事件非常罕见！事实上，他并不了解我！回家后我依然展示给家人自己的愉快心情，因为在几次生死线上闯过来的我，在童年时代经历了许多苦难和屈辱的我有着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畏惧感和丝毫恐惧感。
春节后返回了学校。由于没有办公室，我就呆在宿舍看书，一直到发工资的日子，我才去了公共卫生学院院办领工资，那是生活所需。我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还有一个我闲着没事干。当时，我大学时代的政治辅导员张述林老师此时已在这个院办的主任位置上干了一段时间了，无论怎样，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比较关心的。不久，他对院长提出让我到卫生统计教研室周有尚教授那里帮忙，因为周教授当时有一大堆死因登记资料（约1万5千份表格）要靠手工输入计算机。院长同意后我也就去了。此时大约是3月份。在陈子星老师和侯长荣老师的简单培训后，我开始了第一次和计算机打交道。当时她俩只要求我知道怎样识别登记表上的数字含义、在键盘上敲数字并保存就可以了。按理解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兼顾，这种工作初中生就可以承担。我没有怨言，我很喜欢和计算机打交道，会拉提琴、有时也好弹弹钢琴的我手指也很快就适应了键盘。我和侯长荣输同样的登记表，这是为了将两个同样的文件用编程的办法进行检查以便发现大量的不一致，从而对照原始登记表核对并纠正输入错误。最终，我的输错率不到5%。我很自豪。
大约一个多月完成数据输入工作后，便到了毕业生现场实习的阶段，因此随后的一个多月，周教授让我协助他的研究生杜勋明组织86级卫生统计专业学生的现场统计调查。调查现场是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新沟农场，杜勋明和我以及大约10个学生都住在农场卫生所提供的宿舍里。我们如期完成了调查工作。这个工作结束后就回到了学校。还在输数据的时候，我就抽空开始系统地看卫生统计学教材，毕竟丢了几年了，很多内容都开始模糊了。通过阅读教材，以前没有很好地理解的概念、思想和方法渐渐清晰起来，自己比较深厚的哲学功底也在此开始发挥出它的效用。我逐渐领悟到，统计学并非单纯的数学计算和公式构造，而是一门深刻的认知方法论，是一门数学化的认识论。它首先是认知方法论，其次才是在数学算法支持下的方法论的实现。它所处理的所谓的数据实际上是一大堆经验事实，它所计算出来的所谓的数字结果实际上是在描述事物本身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差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认识让我非常惊喜。我知道我有用武之地了。我将为此带来自己独到的见解。
然而，带完学生专业实习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周教授不再继续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尽管我认为交给我的两件事情我做得非常好，但我也没有去问为什么。随后的一段时间公共卫生学院也没有进一步新的安排。因此，从5月下旬开始直到9月份新的学期开学，我没有办公室。不用报到，不用请假，白白地玩，自由地支配时间。暑假里我约好朋友吴立一起到洪湖游玩了几天。我们去参观了老镇衢家湾，到了洪湖市市府所在地新堤镇，走在那里的马路上的我们俩被人指着说来了两个老外！哈哈！说实话，要不是吴立在身边，我绝对不可能被人当成老外的。吴立看上去倒真像老外！我们俩除了都有一付满脸的络腮胡子外，吴立还有一双蓝色的大而深凹的眼睛以及高高的额头！看上去简直就是外国人种！要不是因为他满口的中文，要是他在你面前讲着地道的英语，你绝对不会认为他是中国人！
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我就生活在我位于同济医大校区内的综合楼单身宿舍里，每天靠阅读英语和听西方古典音乐度日。当时我买了一整套《循序渐进美国英语》（1 ~ 7册）。不久就看完了1 ~ 6册，剩下第7册没有看。这样，我的英语在那个期间有了很大的进步。每个月我照例会到院办取工资单，其它一概不问。说实在的，当时我偶尔也会感到很彷徨，内心有时也很痛苦：工作没有着落，爱情也只是一场令人心痛和疲惫的理想中的梦。即使这样，我也从未曾想到要找院校领导去认错、去忏悔、去求情，以求得他们给我一份工作。没有必要！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有时也曾动过念头想停薪留职去公司打工，但我没有勇气，因为我知道自己为人太简单太真诚太心软，不精明不滑头不手辣，不是经商做生意的材料，进门就会被人宰。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发现了我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卫生统计学，或一般统计学。因此，我只能等待机会。
9月初开学后，张老师让人通知我去他办公室，我就去了。他告诉我说妇幼卫生系的主任刘筱娴教授可以接受我去她那里工作，我就来到了刘教授那里。第一天见面，刘教授就对我说她有一个大学同学，也就是同济卫生系的早期毕业生，从广东来探访她，她没时间接待，让我每天陪他吃饭陪他游览。我心想，就这事？不管怎么说，望着刘教授诚心诚意的样子，我就答应了。三天的接待陪游结束后，刘教授对我很满意，又分配给我一个工作，代表她去山东医科大学参加当年由王均乐教授主持召开的全国社会医学年会，并转告她对王均乐教授的问候。她还对我说，王均乐教授是社会医学界的老前辈，这个人非常非常有意思，极富幽默感，非常聪明，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见到后就知道了。
顺便介绍一下刘筱娴教授，广东人，原本是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卫生统计学和社会医学。8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家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创办了全国医学院校中的第一个妇幼卫生专业。她的专业建设思想极富创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妇幼保健领域将不仅拥有公共卫生的宏观研究和管理能力，也将同时拥有完全的临床医学技能，也就是说，将公共卫生的系统知识和技能移植到临床医学的某一个专门领域。她无疑是成功了。这一实践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获得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物资资助。
于是，在9月中旬的12天里，我参加了那个会，顺便在泰山、曲阜、济南等地游玩并拜会了几位山东籍的大学同学。应当说，那时的我心情不错。当然啦！出差游玩，还尽情地享受了王教授的高深学识和幽默风采，能不高兴吗？再说，我毕业前也曾受我校的社会医学前辈、国内社会医学界最知名的梁浩材教授的影响很深，也曾试图有心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参加这一会议无疑给了我进一步了解该领域前沿的机会。但可惜的是，那时梁教授由于多种原因离开同济去了广东的中山医大，其亲自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有才华的中青年骨干不是出国就是当官，我们这里的社会医学随着梁教授的离去也就在顷刻之间坍塌了，长时间里不是后继乏人，简直就是后继无人。只有一份系列国外医学文摘的《社会医学》版期刊还让人想起这里曾有过的辉煌。据说最近两年由于梁教授当年的弟子卢祖洵从美国回到母校后又开始有了较大的恢复。这值得庆幸。
会议结束返回同济后，刘教授便安排我加入她的一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要在每年秋季农闲时节去现场采集数据：为农村地区使用我们研究的辅助营养食品喂养的0 ~ 3岁的幼儿称体重，以评价这一食品的营养价值。这一次，梅文华、张晋、胡美荣和我四人组成一个小组，现场是湖北麻城。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真真的农民家里，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称，一家一家地看，我的心中充满了苦痛，因为我看到了农村的真实状况：贫穷、辛劳、还是贫穷！人们的脸上并未因为我们长期提供着免费的营养食品而显露出喜悦、感激和祥和的表情，看到是只有麻木、冷漠和无奈的面孔，因为他们知道，这点微薄的食品远远不能带给他们生活的富足与自豪！
大约一个月后从农村回来，在汉口解放大道的循礼门一带，我竟然遭遇了我的第七次生死之间：下车的一瞬间差点被高速驶来并贴胸而过的公交车送到冥府！难道两个车的司机都想让我死？都想让旁观者看一场热闹的悲剧？不是，是我的司机和我自己由于长途跋涉的疲劳而犯了大错！要不是极其微小的时间差，我真的早已不在这里了。
稍事休整了一段时间，除胡美荣外的我们三人再次去了现场，这次是另外几个乡。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好在安全去安全回来了。
回来后和刘教授见了面并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刘教授很满意，主动对我说，只要我好好干，她会安排时间让我读研究生，并帮助我进入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然而，我却将自己的内心打算告诉了她，说希望今后能从事社会医学方面的研究（刘教授当然听出了我的话外音：我不想搞妇幼卫生）。刘教授只好顺从我的意愿，我很感激她没有强迫我服从她的安排。于是，在她那里工作了三个多月后，我的工作再度被停止了。
1992年2月，张述林老师和陈世蓉院长商量后，建议我去新成立的预防医学教研室。在了解了该教研室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工作后，我感觉不错就去了。新教研室当时只有3个人：从流行病教研室转来的黄绪镇教授、从劳动卫生教研室来的唐嗣斌（我大学同班，1990年硕士毕业）以及1991年夏季卫生系本科毕业的陈咏梅（当年年底我和陈咏梅结为了夫妇）。由于张述林老师事先告诉我说，院里为这个新教研室配了一台全院最好的计算机：当时全院第一台386计算机，它还配有4兆内存和120MB容量的硬盘，价值23000元人民币。于是到这里的第一天，我就去妇幼卫生系找梅祖国老师（梅祖国现在在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中心（即CDC）工作。当时妇幼卫生系有两个怪名：一个的谜语是到处流浪，另一个的谜语是文盲）借了一本《计算机磁盘操作系统》，对照着这本书，我第一次自学了计算机操作，仅仅4个小时，就一切搞定了。第二天下午，环境卫生教研室的潘小琴教授便来到我们教研室请求为她的课题输数据。我们的负责人黄绪镇教授接受了这个工作，并委托给我们三个年轻人干，没几天就完成了。她很满意。
1992年那一年，常年出差在外，2 ~ 4月间先后两次去了湖北枣阳，整个5月随同教研室另外三位同事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转悠，7 ~ 8月份又带学生去汉川电厂和附近农村搞调查，9 ~ 11月则两次去了东西湖农场，每次都是三个星期。就是在这样的漂泊流离的生活中，由于黄教授年长，唐嗣斌有家有口，只有我和陈咏梅是两个未婚单身，于是，我主动承担起帮女士背包提行李的役差活，甚至出差在外时还帮这位女士缝补过衣服（有没有搞错啊！男做女工? 此路不通!）。每次出门或回家，我都是两肩挎包，双手提兜，胸前背后挂满，活像个美国大兵的样子，只差一支枪了。可能就是这样的诚意，才感动了她。当年12月中，她不顾所有人的劝告决心嫁给了我。我们是在她生日的那天领的结婚证。记得结婚前她问过我一个问题，我希望她怎样？我说，我希望她能和我一起共同创造属于我们两人共同拥有的生活。然而这些年来，她总是对我说，没人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这人怎么怎么地 ……。一点都不好！我除了用哈哈的笑声回敬她，实在找不出任何话语。
就这样工作了近两年之后，我们的第一个baby将在03年11月出生，而与此同时04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也启动了。我提出了报考研究生的申请，得到了院长的批准。这一次，经过深思熟虑我选择了卫生统计教研室的余松林教授作为导师。记得考前曾去拜访过余教授，试图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指导，结果，余教授仅仅告诉我说，按照研究生处的出题要求，考试内容80%应在教材范围内，20%必须超出教材。我也就按这个比例开始了复习，结果，当年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后，我的英语57分（录取线45分），政治85分（录取线45分。复习时间0分钟），综合61分，专业基础流行病学80分，专业课卫生统计学78分（其中专业课和总分均为当年最高分）。专业课中20%的教材外内容我一分未得。笔试后的面试小组由余松林教授、刘筱娴教授和董时富教授组成。我轻松过关。
哈哈！真是没想到，人算就是不如天算啊！这样的命运竟然将我最后的一次打架机会还是留给了我的求学生涯。
那是在1995年末的冬季。当时我正师从余松林教授读生物统计学的硕士学位。由于之前我已经是学校的职工，婚前和另外两位单身职工合住在综合楼三楼（顶层）的一间不到13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里面有三套上下铺，每人一套，上铺放东西下铺睡觉。我们的房间是在一个由两扇大门控制的入口里面的三间小屋中最东也是最大的一间。据说这三个房间是临时间隔出来的，每层楼的这个方位原本设计作为单身职工的娱乐活动室。但由于住房极度紧张，就取消了所有的活动室，将它们全部改建成三个小鸽子笼。三楼的这三个小鸽子笼里，第一和第二个房间都只有10 ~ 11平方米，每间房依墙固定了两套钢制上下铺，其中第一间住着我的三位研究生毕业的大学同学应晨江、李开祥和XXX。XXX（现仍在同济公共卫生学院）不久就娶了一位武汉女子结婚并住到了岳父家，应晨江也嫌这里极其拥挤，就在他工作的环境卫生教研室的一个实验室隔出一个4平方米的空间放了一张床，在那里读英语考托福背GRE（现在在日本某大学）。因此，这间房里就只剩下了李开祥（现在深圳宝安）一个人。位于中间的那间房住着公卫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的王爱国以及另外两位我从未见的人，他们仅有户头，但从未现过身。
我们都是在1990年暑假前住进这里的，之前我和另外六位同事在7区的一套三室一厅里住了整整3年。那里的条件比综合楼好很多。但综合楼建成后，学校就要求我们从套房搬到这里来。刚毕业留校的研究生们也分到这里来了。
我不知道是谁分配的结果，但我非常庆幸我拥有三位非常非常好的roomrates（室友），第一位是药学系的戴华成老师，我们喊他脑袋（老戴），老大一把年纪了，还让老婆孩子留在湖南医大；第二位是同济附小的王安烈老师，我们喊他阿烈，人非常随和，也很善良，三十出头了还是单身一人；第三位是妇幼卫生系极有才华的肖建国，他的家在东西湖同济职工小区住着一套两室一厅，由于中午没去处才来这里睡个午觉，但没过半年就去了澳大利亚（Australia），不久又把太太和儿子接出去了，留下一些用品一直堆在脑袋和阿烈的上铺。他们三位以前在7区另一间套房住时就是室友。四人中我最小。大家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牌，不和……乱来。脑袋出国前和原配离婚并娶了我太太工作后在综合楼女单身宿舍的室友，现和夫人在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工作。
我们的房间在东北两面墙上均有窗户，门则向西开，面对一个经过另外两个小房间门口宽约0.85米长约5米（我量过，也就是说这三个房间各宽不到2.5米）的小过道，它将我们带到大门处。大门向南开，正对一个依墙而建直达二楼卫生间的外楼梯，从这里再转向通往一楼地面的外楼梯。出这个大门右转是同层的另外约10间宿舍，最远端有一个内楼梯，通向二楼和一楼。左转就是一个转折处，经过两间宿舍便到了卫生洗漱间。其中和我隔壁的那间房住着王清敏，另一间紧邻卫生间，住着留学德国的博士、大龄未婚的曹雨广，他在环境医学系工作。王清敏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当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流行病学教研室，一年后去了劳动卫生教研室读博士，后来在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1996年来到美国，在弗罗里达（Florida）工作了近8年，04年转到马里兰州（Maryland）的洛克维尔（Rockville）和我做邻居，然而不到一年便找了一份更加理想的工作后举家迁往了费城（Philadelphia）。自从来到美国后，我们两个家庭由于相互邻近来往最频繁，相互的鼓励和帮助使我们得以分享对方的成功和喜悦，分担各自的忧愁和烦恼，在固有的同学之情上更增添了一份浓厚的友情。
1992年底结婚后，我首先在二楼男单生宿舍向原来在套房一起住的伙伴们（他们都结婚了因而房间空了下来）借了一间房住了大约半年，后来因为有人要搬回来，我们只好退出来并各自住回到自己的单生宿舍，她的女单宿舍在二楼面朝南。三个多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9 ~ 10期间，我要出差两个星期到洛阳和西安一带，那时，太太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11月份就要生产，我和两位室友商量让他们想办法住到外面去，他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太太就从自己的宿舍搬到了我这里，我母亲也在我临走前来这里帮助照顾她。不久，岳母也来了。那时的日子可真苦啊。二楼捡垃圾的老太太还占用了两间房：一间住一间堆垃圾。瞧！TMD我们连垃圾都不如！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那时，同济的职工尤其是青年职工里流行打麻将斗地主并带彩，我的那几个同学也不例外，天天沉醉于此，夜夜声情并茂。自从综合楼启用后，一、二、三层楼除了我的房间以及我脚底下的二楼这个房间外，没有哪个房间不打麻将或斗地主。由于综合楼与职工食堂仅一路之隔，一些住在东西湖区宿舍楼的青年职工中午买了饭也没有去处，就来这里找个房间拉上几个人打上两个小时的麻将。而到了晚上和周末，整栋楼里更是麻将声混合着吵闹声喝彩声叫骂声，声声入耳音音不断。许多人在这里输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我的轻便赛车也在某天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婚前我也曾被同学拉下水玩过几次，我牌技极差，手气更臭，3 ~ 5次下来就输了4、5百。那时一个月才3百多元工资啊。想赶本？算了，不玩了，从此只在旁边看大戏，欣赏欣赏那些精彩的表演。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综合楼循环着，人人乐此不疲。
从洛阳西安出差回来后，想想老婆孩子都有了，就差学位了。我也就开始忙着准备研究生考试。不过，报名前由于太太已经住到我这里了，而李开祥也开始恋爱并准备结婚（巧合的是他的女友也姓李，这样，我们两个家庭都是同姓家庭），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找乐子打拖拉机，那时，尽管我太太典着大肚子，还是不知疲倦兴高采烈地和大家一起玩到深夜转钟。结果，有一天下午李开祥和女友约我们打牌，我们反复问过他有没有课要上，他说肯定没有，于是大家开心地乐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中午回到宿舍，李开祥心情非常沮丧，他告诉我昨天他误了课！原来他用一根一次性筷子在课表上戳了一个洞，将筷子插在靠窗户旁墙上的一个小洞里，不知道哪一天风将课表吹掉了，那天由于心急想打牌，也懒得去找课表，纯粹靠习惯性记忆说没有。正是这个小小的疏忽，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们两家原本玩得非常好，然而，大半年后李开祥最终受不了院里的冷眼和处理，悄然离开这里去了深圳。我们极其遗憾地感觉到身边失去了一对非常好的朋友。正是他的这一离去为后来我和他人的打架创造了机会。
李开祥离去后，94年年中XXX带着夫人和三岁（?）的女儿住进了这间房。早在我出差去洛阳前，我就在学校四处收集了一些木板和木方，自己动手在门前的小内过道的两头一头搭建了一个长约1.7米的阁楼，将李开祥、应晨江以及我们宿舍中几位室友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放在上面。这原本是大家都高兴的事情。但XXX携夫人孩子来到这里后，一直对我们“多占”的空间不满，其实我们并没占他的空间啊。他房间旁的那个阁楼是我动手搭建的，当时因为材料多，就顺便搭了一个，这样，他房间中的李开祥和应晨江的很多东西都放在上面。我们宿舍仅肖建国的一个箱子和一床毛毯放在上面，其他人的东西都放在我自己门前的阁楼上。
当时做饭是个大问题。不过我自己解决的比较好，我的家庭可以说是综合楼启用后成立的第一个家庭。因此，我就在与王清敏房间相交的拐角处放了一张方桌和一个长型支架，搭建了一个完全在外的“厨房”，尽管条件极其简陋，但由于它靠近卫生洗漱间，因而也很方便。除了墙壁因为油烟而弄得有些脏外，地面环境一直保持得比较好。也没有妨碍大家的通行。所以，整个综合楼从来没人和我过不去，很多人看到我们一家温馨和睦都有些羡慕。
然而，X夫人来到后，就在过道内自己的门前支起炉灶炒菜做饭，这样，她就可以省煤气了（我想可能是出于节省煤气的缘故）。由于我的房间在最里面，油烟几乎全灌进我的房间。几次之后，尽管心情很糟，我还是心平气和地找到XXX跟他讨论这件事，希望他给太太讲一下，能否将炉灶拿到大门口的外走廊上，以前李开祥就是在那里烧饭的。X某当面答应这样做，然而，没有一次这样做过。可以说，这个挂着中共党员招牌的家庭是一个丝毫不会为他人着想的家庭，一个极端自私的家庭。尽管后来我们多次善意地提醒他们为我们考虑一下，他们从来都是充耳不闻。为此，尽管没有发生过正式的恶语争吵，我们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大约半年后，我的激光音响开始出故障了，读不出碟。这令我感到非常心疼。这辈子没几个爱好，就爱听音乐。结婚初期，我就不顾一切花了大笔钱买了这套SONY音响，然而，眼睁睁看着它二年半不到就寿终正寝。我心里非常恼恨。说实在的，那时我很穷，也很小气，95年秋季，我太太也晚我一年考上了卫生统计学的研究生，两人一个月的总收入只有570元人民币，还被学校以非法占用单身宿舍为名每月扣掉50元。这点钱根本养不活自己以及将近两岁的孩子，来个同学朋友什么的从来不敢带人家出去上餐馆。尽管如此困难，我们并不在乎人家怎样看我们，只要两人自己满意就行，我们从未因为生活困难发生过争吵，相反倒是自得其乐。由于那时学习比较紧，还一年几个月出差去湖北松滋农村做课题，并住在农民家里。这件事就一直拖到了95年冬季。那天从松滋研究现场回来后，太太跟我抱怨说他们怎么也不愿努力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我说行，我再跟XXX谈谈，算是作最后一次努力，心里则想着不行就干一架。这年头谁怕谁！
下午做饭的时间到了。X夫人照例在那里开起了火准备炒菜，我对关着门留在屋里的同学XXX敲了门并喊道说，老X，你出来管管你老婆。你不能这样不闻不问。我们再也受不了啦！一年多了，你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算什么男子汉！等了一会XXX并不出来，也不回话。我便对X夫人说：“今天对不起。你不能在这里烧饭！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位子。”一边说，一边关了她的火以便搬动她的炉子。谁知，她竟然扔起锅铲朝我打过来。我用手臂挡住了她的攻击（这一挡还使锅铲从她手中飞了出去），并高声警告说你还想打人？这时，X突然开了门冲出来，看我对他太太怒目而视，便挥起拳头攻击我并打在我的右肩膀上。正好，不是我主动出手。打就打！我伸出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将他拽到中间房屋的门口，伸出右手照他脸上重重地打了一拳，他当即口鼻出血。我并未轻易住手，而是继续拳击他，他几乎没有还手之机，直到将他打倒在那间屋的门口。这时，我太太从屋里冲了出来，一看我这架势，哭着说别打了，要出人命的。话还没说完，就伸出双手将我的上半身连同双手臂紧紧地抱住。我正在气头上，几乎是怒吼着对老婆说放开我，让我教训教训这个所谓的男人。太太拼命抱着我不放，自由了的XXX从地上爬起来照我胸前打了两拳。我再次对老婆怒吼着要她放开我，说，你真是个傻瓜啊！让你老公被人打！她这才松手。然而，当我看着他满脸是血，心便突然间仁慈下来，也就没有还击他。恰在这时，邻居们都赶来了，劝开了我们。要不是老婆，我不会挨那两下子。
当一个人的衣领被对手纠住的时候，他的心理能量就会失去一大半。记得88（也许是89，记不清了）年初春节过后，罗福田老师的大儿子罗鸣（就是小时候在农田里拉提琴的那位）从武汉回北京农业部上班。晚上我送他到位于汉口车站路的老汉口火车站上火车，结果，我们赶到时，车上已经坐满了人。他有座位，但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已经堆满了行李，他问了几个人希望他们将行李挪动一下让出一点空间，但别人不让，还和其中一个吵了起来。一个身高1.75米左右（我相信他的身高是这个范围，因为罗鸣的身高是1.70米，他比罗鸣高）的大个子蛮不讲理，粗声粗语不说，还挥起拳头要打人（但没打）。我在车外看见这架势，立马冲上去，来到那人面前，一把纠住他的衣领说：“你还蛮凶呢！你跟我下来！”我纠着他的衣领不放直到将他拉下了车。至今我还记得那人被我纠住衣领时的狼狈样子。比我高了一大节不说，个子也比我魁伟得多，然而，他却顺从地跟着我下了车，还连忙说着道歉的话。也许他以为我是便衣警察什么的，我却怕他识出破绽趁人多几个小快步赶紧溜之大吉了。
后记
打架史写完了。下一个写什么呢？让我想想：？？？？？？
我知故我在——思想者的圣殿 
立功，你总算是成功了。同济的董很想念你，在dongshifu@hotmail.com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