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架史
写在前面：
这不是写传统风格的自传体小说，那可以任意虚构，想怎样塑造自己就怎样塑造自己。那种东西大家看得多了，谁也不会介意。这里写的是100%真实的故事。
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心态环境中，讲述自己的故事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你几乎很难被人欣赏，更可能的是你将被人视为愚妄，甚至令人可笑。是的，我们不优秀，不聪明，不卓越，可能仅仅是个平庸甚至愚笨之辈，然而，我们需要学会欣赏自己，因为你必有你的独特之处，必有你的独一无二的生活经历。如果能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如果能领悟到一些生活的真谛，你就会在内心拥有自信和自尊。任何时候你当明白：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一个你，而你也将只有一次生的机会！因此，让我们追求自己的梦想，留下自己的故事，阐述自己的理解。我们写下它不是为了要人欣赏，乃是珍视自我，因为那是你的自信和自尊的源泉，那是人性的真实体验，因而也是整个人类史的一部分！
打架，在男孩子间是经常的事，尤其是在学校读书期间，你会遇到各色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中来的同伴，相互之间有矛盾便可能酝酿成冲突甚至打架斗殴。有时，即使你没有招惹任何人，那些生性调皮捣蛋的同学也可能会肆意向你挥舞拳头，践踏你的尊严。这一刻，你将面临选择：要么为了尊严而战斗！要么由于害怕而屈服！更有甚者转而当个帮凶。这几天里回忆往事，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竟然从小学1年级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打架一直打到读研究生期间。太不可思议了！不知道是由于我的个性使然，还是和别人之间的某种机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有如此奇特的经历。我将不带任何个人偏见地如实记录下我的每一次打架事件。当回首这些事情时，我也发现其中体现着某种个人的精神价值。我很庆幸在很小的时候，一种不畏强权、捍卫个人尊严的反抗意志便深深地植入到我的灵魂之中。由于打架的经历伴随着我的完整的求学生涯，我也就顺便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叙述。
1971年春节后满7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在峰口镇小学（后更名为现今的峰口镇第一小学）开始了我的学生时代。第一任班主任是一位有着6个孩子的母亲，当年她应该有40岁出头了。这是一位对我的家庭非常熟悉但却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了我无数屈辱的老师，也是一位我永远记得的老师。
这所小学与二中紧紧相邻，两者间地理位置上的关系仿佛一个“田”字，小学就是其中右下角的那个小格子，如果这个田字是东西朝向的话。田字中的十字交叉点处是小学的食堂，它开有一个后门通向二中校园，以便到二中的蚵蚂蛉子塘取水。它向西正对着二中食堂的茶水供应窗口，两者之间就是二中南北走向的运动场的北端弧形跑道，而在它门前经过的南北直线上则与二中校园内夹在我们家所在的一排平房和运动场之间的两个东西走向的篮球场的东端平齐，而我的家就在田字上端边线上的那排平房的西端终点处，正对篮球场的西端边界外的几个水泥乒乓球桌。因此，越过两个篮球场和一片单双杠林立区，便到了这个食堂的后门口，直线距离约100米。然而，这个后门一般不会开，因此，好像可以非常方便地进入小学的我，通常要绕道向东出二中大门右转上大街向南步行不到100米，再右转进入小学大门前约30米的通道，便可以进入小学了。小学内部的建筑布局是“小学校园布局鸟瞰”的图形。朝东的一边就是大门及其院墙，除了东北角上南北走向的一排厕所外没有其它房屋建筑。进入大门后你面对的是一个椭圆形高台，其东部按南北走向建有两个水泥乒乓球桌，沿西边圆弧内则有三颗非常粗壮高大而又古老的合欢树，每棵树的主干粗到以4个小孩手牵手还围不拢。每年夏季“六·一”儿童节前后，树上会开满粉红色的合欢花，地上也会落满凋谢下来但仍然色泽非常鲜艳的花朵，非常漂亮。这几棵树是上帝赐给这所小学和所有在其中求学的孩子们的珍贵的历史遗产。原来，这所小学是共产党执政后推行无神论的后果之一。执政者以手中的行政权力驱逐了寺庙的僧侣，占用了镇民们数百年也许上千年来求神拜佛的庙宇建筑，将它转变成了一所全日制小学。然而，我从那里毕业若干年后，不知道哪一年哪几个毫无人性的领导人竟然下令将它们连根拔除，甚至连高台也被铲平了。记得后来当我再次重返小学校园，看到一片空荡荡的校园时，顿生一种痛心的感觉：惨不忍睹！一个极有历史文化内涵和旅游价值的奇特景观就此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那个图形的中央建筑是学校的灵魂所在，分为三段。中部是中央大厅，即教师办公区。北段则是音乐体育室，南段是行政办公室。与很多庙宇建筑类似，南北两端的建筑屋顶要低于中央屋顶，建筑物前有几根木柱支撑着庙宇的屋檐，构成一个宽约2米的外走廊，而木柱的底部则被固定在由大理石挖制的圆洞里。这些大理石底座已经被磨损得非常严重，可见这些庙宇类建筑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整个办公区坐落在一个高台上，正面有三处3 ~ 4级的台阶会帮助你登上高台来到教师办公室。图形的北边以办公建筑为界分前后两段，东段是5间教室，通常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被安排在这一排的其中几间教室里。西段则是教师住房，其末端就是小学的职工食堂。南边则分三段，最东段是几间教师住的低矮平房，中段是与北边5间教室对称相望的另外5间教室。这两排教室和办公建筑一样也都建在高台上，也有木柱支撑屋檐并构成外走廊，木柱的底端也被固定在大理石的圆洞里。因此，一看就知道，它们也曾是庙宇整体建筑的组成部分。南边往西是它的第三段，是一排后来附加的砖墙建筑，通常作为高年级的教室。最后就是校园的西墙，那也是一排教室，共有四间。南端的角落上是另一个厕所和大垃圾堆，并有一个后门对着二中的大运动场中部，其北端则与食堂连在一起。沿这排教室的后面，是一排经年生的粗壮的垂柳树以及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道是当我有能力翻越那个角落上的后门进入小学校园后的必经之路。在若干年里，沿途于小道与运动场跑道之间的空地上长期堆放着许多水泥预制板厂生产的预制板。
当年和我一同注册入学的有大约280个孩子，基本上按照峰口镇辖区1 ~ 6个居委会的顺序被编为5个班。我入学登记时以峰口镇第一街道居委会的辖区被编入一年级一班。和我同班的二中老师子弟只有彭新潮，他是彭本智老师的大儿子，也是我儿时常常一起玩的伙伴，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俩小时候从未玩得很亲密，但也未曾争吵过打斗过，只能说关系不亲不疏，正常状态。直到长大成人后我们才互相关心得比较多些。彭老师和太太都是湖南新化人，讲话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据说彭老师是从湖北省委党校下放到这里来的。他后来成为我高中时期的政治课老师，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政治思想的启蒙老师之一，因为那时只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坦诚地说，彭老师对我还是很欣赏的，因为那时我只需将两本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册子（每本厚约60页）的每一章朗读三四遍就几乎可以全文背诵下来。记得高考前的复习备考阶段，我根本不复习政治考试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等方面的内容），也从不背记模拟考题，结果两次高考的政治考试都在80/100分以上，这对理科生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考分了。
开学第一天，新生来到学校后还没有分配座位，班主任老师让自己班上的学生在教室门前的场地上排队比高矮并分组，排好队进入教室便开始分配座位。该教室内共设四组七排座位，全部座位都分配满，因而全班有56个孩子。这55个孩子就是我整个小学生活的同伴。中途仅有个别转班、插班、退学和病故的。由于只有彭新潮和我是二中教师子弟，其他人都属于峰口镇上的街坊邻居，而我和彭始终不能走近对方而成为好朋友。随着年级的增长，注定了我将长时间处于孤独的境地。
一开始我被分配在第四组第六排靠墙边坐。正对我后面的一位男生与我同姓。我永远记得他的名字，不过这里就不宣示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个调皮的后邻。
第一天的课间操时间到了。班主任将孩子们领出自己的教室，来到门前的场地上排队学做操。班主任站在教室门前的高台走廊上指导学生们排队，好不容易才间隔开前后左右并排好队形，一件事情却突然发生了。我被人从后面狠狠地踢了一下屁股！我迅速转身向后望去，只有他一个人在我身后，并得意地笑着，一排整齐雪白的牙齿露在外面更是增添了他的得意劲头。看着他满足的样子，我的心中骤然冒起一股怒火，随即也飞起一脚踢中了他的肚子。尽管也踢中了他，我心中的怒火仍然腾腾地燃烧着，踢过后还继续愤怒地盯了他好一会。我怎么也不明白，我惹他什么了。这下可好。站在高台上的班主任看见自己好不容易排好的队形一下子乱了，气冲冲地从高台上下来，径直走到我身边，就在我还没转过身来的时候，一把将我从队伍中拽（zhuai 4）了出来，一边拽一边恼怒地对我说：“你给我站到外边去！”。我手指着他大声地向班主任抗辩说：“是他先踢我的！”她不理睬我的抗辩，继续说道：“你给我站在这里。今天不准进教室！也不准离开这里！”那天直到中午放学，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站了将近2个小时。看着大家学做操；看着那个家伙更加得意地笑着；看着大家学完操后进入教室上课；我的心里好委屈：为什么只有我该接受这样的处罚！中午放学回到家，我没有告诉母亲我遭受的不公平，也没有在母亲面前哭诉。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遇到一系列更令人屈辱的事情。整个1年级的两个学期简直就是在噩梦中度过的。在班主任的语文课上，我常常会遭到后面来的袭击：那家伙总爱用脚踢我的屁股。尽管常常只有我遭到班主任的惩罚：或就地罚站，或被叫到黑板前罚站，我从没忍让过，总是要站起来转身用拳头回敬他。其它课程上，他没这么大胆，只要我在当班老师面前申辩，只有他会受到处罚。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午休。那时，我们的学制是一年两个学期，一周六天上课，每天早上8点开始，上午四节课，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午间休息约1 ~ 2.5个小时，下午再返回学校继续上完剩下的三节课。如果是在春冬季里，则午间吃饭休息共1个小时；如果是夏秋季，则午间吃饭休息共2.5个小时。当时学校要求，夏秋季午间回家吃完饭后必须尽快返回学校在教室里趴在课桌上集体睡上1个半小时。就是这个午休制度、这个蛮横无理的班主任以及这位调皮的后邻，给我的本应是灿烂的1年级生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几乎每天中午的午休时间里，我都会和他打一架。他总是趴在桌上装睡从后面踢我屁股，然后，我转过身来回敬他，接着就会被监守的班主任抓起来罚站，不仅如此，她还恶意加重惩罚：命令我下午放学后到她的办公室里，趴在她的办公桌上睡1个半小时，她称曰：“补午睡”。我也就真的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睡上一个多小时，直到她处理完她的家务才来到办公室叫醒我让我回家。我几乎每天都会受到这样的处罚。那时我并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我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我只能说，尽管那时我很小，但我不愿忍让。这可能就是我当时的命运。最初我也曾听从她对所有人的教导：遇到任何事情要向老师报告。可是，当我向她举报受到攻击时，她却从不认真处理那个家伙，常常轻描淡写地劝一两句话了事，也从不考虑将我和他的座位分离得远一点。她似乎刻意让我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因为，后来我们同时从第4小组转到第三小组，我坐倒数第三排靠中心线，而她竟然仍然把他安置在我的正后方！！直到进入冬季期末考试前不久，我才被转到第4组的中间靠走廊边的座位上，从而远离了那些噩梦般的日子，那时也没有了午休。足见那个班主任的用心。在我的印象中，那家伙从未受到她的任何批评和处罚。
我每天回家很晚。母亲开始时并没在意，反正自己也要做家务，儿子回家晚，她也轻松。可是后来她好像感觉到事情不对劲，因为隔壁的薛老师早就从小学下班回了家，和我同班的彭新潮也早就回家了。终于有一天，母亲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我用老师的话回答母亲说补午睡。母亲也没深究，可能她认为，孩子多睡点觉没什么不好。那些年里，父亲被派往离家二十多里远的二中农场种地当看守睡草棚，往返只能靠步行，一年中难得回家一次。
我对老师的教导是如何认真对待的，可以从一件事情上看小时候的我。记得刚上学不久，老师要教导孩子们坐姿、看书姿势和握笔姿势，即通常所说的“三个一”：坐姿要端正，胸前离桌边一拳头、眼睛离桌上书本一尺距、右手拇指和食指指尖离笔尖一寸远。这几个姿势我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标准。裸眼视力直到大学4年级时一直在1.5左右，仅在大学4年级末才有过短期的视力减退，两三个月里间或着戴过一付廉价的近视眼镜，不过，后来很快就恢复了，目前仍然在1.0左右。
事实上，整整1年的时间里，她给过我的屈辱远不止这些。记得在她的手里，我仅被她点过一次名上黑板听写，但那次是每个同学轮流，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听写，结果只有我一人全对。从此以后，她再也不给我上黑板的机会了。再一个印象是最后的期末考试时，她监考巡视到我的座位处，发现我为一个字犯难，苦想好长时间没有答案，她就盯在我旁边不走了。我抬眼看了她几次，最后我还是想出来了，当我写下正确的答案后，她才苦着脸悻悻地离开。第三个深刻印象是，放寒假的（请记住，那是1年级结束的日子，因为我们那一届是春季入学的）那天，她在班上宣布：这一年中同学们在“拾八废”（所谓八废指的是废纸、废铁、废铜、废铝、废玻璃、废塑料、废橡胶等可被回收利用的材料）上都非常努力，因此每人可以从废物利用所挣的班费上获得一点奖励，最后却专门点了我的名说：“除了陈立功没有外！他最懒惰！”然而，事实上，当时我非常积极，还带过好几个小伙伴到二中来拾八废，因为二中学生多，有拾不完的废纸废铁废玻璃。我敢说，我奉献的即使不是最多，也不至于一点奖励也没有吧。
当然，那一年里也不是没有快乐。我有几个好伙伴，男孩女孩都有。我经常会带上一付扑克牌到学校，一下课就拿出来邀几个人打上15分钟的升级。那时，我的升级打得最好，打牌时我也最快乐。也有同学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玩，那都是非常愉快的时光。
在我们这届学生中，有一件与中国现代历史有关的事不得不提一下。第二学期开学第一天，我们领到了新课本，翻看过程中发现有一篇课文讲的是关于林彪在井冈山时期的活动，还配有简笔画。内容么，说那是搞革命什么的，当然不乏赞美之词啦。可是，还没等学到那篇课文，突然有一天老师叫大家把课本都交上去收走了，过了一天才返还给大家，而当我们再打开课本时，发现关于林彪的那篇课文已经没了。于是乎，小小年纪的孩子们中间便传播开了说林彪是坏蛋！可是前几天的课本上还说他干革命很勇敢的呀。这真是一出可笑的历史剧！连孩子们也不得不被卷入其中。
一年级的两个学期结束后，原以为接着会在这里上二年级，但上面突然命令增加一个学期，称为第三学期，以便转为秋季进入二年级。不知道是学校管理人员还是那个可恶的班主任所为，这个新的学期我被调剂到一个校外的班级，和属于第四和第六居委会辖区的孩子们一起，在峰口镇粮食管理所内的一个库房改建的教室里上课，离家约1里半的路程。这里只有这一个班级，教室门前是水泥晾晒场，因为不怕雨水而成为我们玩耍的好地方，而小学校园的场地是泥土地面，一下雨就没法外出玩了。这个班上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第一居委会的居民。在这个临时班级里，我总是很孤独，没人和我玩，但也没人欺负过我。每天一大早，母亲会带上我到中心集市上买菜，顺便花5分钱给我买一小碗豆腐老，加上一点红糖，我觉得吃的很香的。吃完后母亲就送我过那道闸，直到粮管所门口，让我自己进去找到自己的教室。下午放学后我总是自己一个人回家，因为没有人和我同路。这个学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期，它让我远离了之前的噩梦，但却让我体验了第二次生死之间：与时间的第一次比赛。
第三学期结束后，二年级我返回到了原来的同学中，没有什么新的面孔。但令我感到比较宽慰的是，那个总爱踢我屁股的同学随家人迁往潜江的江汉油田了。打牌照样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快乐之源。不过，很快地，我的兴趣发生了变化，开始读起了诗歌和小说。导致这个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年父亲被学校从农场调回来当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最初是因为母亲总让我到父亲那里喊他回家吃饭，我得以经常到父亲办公的图书室去，后来则是主动去。于是，父亲开始让我拿书看。第一本书是父亲推荐的杨啸写的长篇叙事诗《草原上的鹰》（很长时间里我都记得作者的名字，可是后来终于忘记了，但最近在网上查到了）。我为其中的主人翁——小小的莫日根——所具有的反叛精神所感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经常带书到学校，还和同学交换着看。二年级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除了开始读课外书这一点，没什么值得书写的。
到了三年级，我开始在班上出众了，因为我遇到了一生中第一个最令我感动的好老师——李永秀老师。那时，我从未担任过班干部，也不是时髦的红小兵成员。我再普通不过了。然而，开学不久写作文，我的第一篇作文就被她拿到全班同学面前念给大家听。从此，我的每篇作文都得到这样的殊荣。三年级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她还特意奖励了我新作业本和铅笔。她留给我的总是一付慈祥的笑容，总是给我表扬和鼓励，最后还发展我当了一名红小兵。因此，三年级是我最感骄傲的一年。她对我所做的一切都令我非常感动，终身难忘。无论我上高中、大学、研究生，结婚、工作等，一直到我出国前，我们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事隔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她对我的表扬和鼓励悄然地成为保护我免受调皮学生欺负的最佳手段，尽管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许并非如此。事实上，三年级的同学中性格、知识和能力等已经开始发生分野，几个最强悍、最调皮的同学经常聚集一帮跟屁虫互相打架斗殴。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我有幸远离了这样的群体，没有哪一方将我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哪一方曾经欺负过我。由于受到李老师的多方鼓励，从三年级开始，我对读书和学校提倡的一切正当活动都比较感兴趣，除了经常跟班送肥到附近农村，每年双抢（农村地区的抢种抢收）期间到农村帮助插秧除草收割外，我还陪李老师到同学家走访，参加学校开办的美术班和演出剧组等，而对拉帮结伙打架斗殴则一点感觉都没有。虽然当时我的个头在班上是比较高的，座位总是在倒数第二、第三排之间变动，但我在班上却是最孤独的，因此我宁愿相信由她在三年级时为我树立的声誉成了我的保护伞，而且这一声誉对全班其他同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四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前，尽管4年级已经换了另一位老师当班主任，而李老师也不再担任我的任何课程教学了。
如果将一年级的那种打架看成是一次的话（因为对手总是那一个），那次打架没有让我受到任何肉体上的伤害，主要是感觉到尊严上被随意冒犯。到了四年级，两次激烈的斗殴让我的肉体受到了伤害，但却让那些好欺负人的人再也不会随意冒犯我了。
记得第一次激烈的斗殴发生在四年级第一学期即将结束前的74年冬季。那一年之前的一年多前，父亲又被学校管理当局发派到农场种地，母亲则在年初就去了湖南老家，她顾念着在湖南老家当“回乡知识青年”的大姐和大哥，他俩在老家过得也非常艰难。因此，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早已被迫退学进工厂作织工的18岁的二姐以及正上初中的14的二哥生活在一起，我们像三个孤儿一样无人看顾，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二哥比较幸运，被他的好同学的父母收养，经常在人家家里吃，在那里住，还跟着同学的父亲学习打拳。我则主要由二姐看顾，由于她上班是三班倒，刚满10岁的我有时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在二姐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缝衣服钉扣子，洗衣服刷鞋子，捏煤球生炉子，煮饭炒菜洗锅子，挑水扫地叠被子，当然还是要读书写字看报纸；我也常常跟着二哥到家后面的农田、水沟、河塘以及远处村子里摸鱼虾抓青蛙甚至偷鸡杀狗；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同伴们到乡下去偷瓜摘桃打鼓泅（当地土语，即游泳），只是差一点又被淹死，……。这是一段我不敢提及的经历，一段不敢回忆的时期。
我四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面目白净，身材瘦小而又性格懦弱的S老师。我从未见他开心地笑过，常见的倒是一种无法名状的苦笑。不知道从哪一年起，他被历届带班学生称为S屁个囊（发音：nang 1）子。凡是从那所小学毕业的学生都因此知道他大名鼎鼎，但谁也知道他在学生面前毫无威信。即使是当着他的面，调皮的学生也会肆无忌惮地直呼其S屁个囊子。然而，我从未对他有过任何不敬，所有的常常是深深的同情心，即使毕业很多年了，每次在家乡遇见他，我都会很尊敬地称呼他S老师。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老师竟然会受到如此多的学生无休止的羞辱。
由于这个老师性格极其懦弱，导致本来就班风不好的时期一些学生更加狂妄自大。那天课间休息时，我来到黑板前和大家顺黑板所在的墙面排成一行玩挤占墙角的游戏。游戏中我发现自己的鞋带被人踩散了，于是来到第四组的第一排座位前，弯下身子半蹲着系紧鞋带。我一边系鞋带一边和张祖斌（后来我们称他老四）说着话。正在这时，我突然感到后背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随即一块砖头从身上滚落到身边。尽管因为厚棉袄的保护身体没有受到严重伤害，但意识到自己无缘无故地被人用砖头砸了，便下意识地捡起那块砖头，起身看见第一排课桌上站着一位周姓同学在那里哈哈大笑。我举起砖头凶狠地朝他的腿上砍了过去。只见他也痛苦地“哎哟”了一声，随即用另一条腿开始踢我，我躲过了这一脚，转过来跳上第二张课桌和他打了起来，他的身材比我高大一点，但中间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我们一直打到第四组的后面。由于我被激怒，在强烈的冲动和意志力的帮助下我最终将他打下了课桌，看着他弓着身子倒在了最后两排课桌之间，并且由于羞辱而当众哭了起来。我以为他会认输也就放手了。没想到，在我转身离开后不久，他竟然哭哭啼啼地挥舞着一根皮带，从我身后用带金属的那一端重重地抽在我的头上，顿时，一股热血从我的头顶右侧边缘的中部头皮上涌了出来。我感到愤怒和痛苦，体内骤然升起的一股更加强烈的冲动驱使我不顾流血和疼痛冲上去继续和他打斗，但双方都被其他同学抱着拉开了，我激动得也开始哭了起来，在抱着我的同学的怀里拼命挣扎想摆脱束缚继续和他打斗。正在这时，上课铃声响了，S老师来了，见我受了伤，便要同学陪我去镇卫生所包扎，是周方达陪我去的。卫生所在1里多路开外，一路上流了很多血。从此我的头上留下了一个黄豆大小的伤疤，直到现在这个伤疤在阴雨天气还会隐隐作疼。
第二次是在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春夏之交）和班上最凶狠最霸道的黄姓同学打了一架。这位同学最好欺负人，谁让他看不顺眼，谁不服从他，他就要狠狠地揍你一顿。我不得不承认，他不仅个头瘦高，动作非常敏捷有力，个性也很暴虐，这是班上所有同学畏惧他的原因。这一天，是他试探我的时候了。一下课，我照例会邀几个同学打牌，那个时期我坐在第三组的第四排，也就是中间一排，他过来找我茬子让我们玩不成，于是我和他争吵起来，他掀了我们的牌，并随即动手打人。我从座位上跳出来到走廊上和他打了起来。我承认我打不过他，但我不怕和他打。一边打，我一边声嘶力竭地高喊（那是为自己壮胆）着：“你不要以为别人都好欺负。你以为老子怕你！！！”我们抱在了一起，但我被他抱着从走廊的中间段一直顶到了黑板旁边的墙上。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喊着后面那句话。在被他顶在墙上的那一刻，我腾出双手来照他的脸上打了过去，还用一个手指头戳到了他的眼睛。他受了伤，更加凶狠地朝我挥动着拳头。两个人都像斗红了眼的公猪，就这样打成一团。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解交。我承认我击中他的次数比他击中我的次数少，但我最终没有被他打倒。直到上课铃声响起，老师来了，我仍然站着和他打斗。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敢惹我。
到五年级时，学校教育开始注重学习成绩了，那些特别调皮的学生也慢慢开始变得本分起来。我得承认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甚至连是否处于第一集团都很难说。班上成绩最好的是郑国庆以及他的同桌彭新潮，向德福、朱德慧、周方达、赵世寿、耿玉桃、焉来斌和陈明秀等人的成绩也都比我好。那一年，我坐在第二组的倒数第二排，后面是焉来斌和陈明秀。他们俩也都是爱学习的人，因此我们三个成了好朋友。可惜不久陈明秀因为继母的压迫被迫提前退学了。从三年级开始就一直和我同桌的女生却很难和我处好关系，常常由于我超过中线捶我的左肘关节。我得承认，她很漂亮，也很傲气。不过我从来没有欺负过她。她要捶就让她捶了，我从不计较。由于没人再故意欺负我了，我的五年级算是在平静和愉快的求学中度过的。
五年级结束后，上级通知说就地上六年级。于是从我们这一届起，继续留在这所小学接受第六年的教育，但我们被换到了另一间教室继续新的课程。那年刚入学不久，渴望万岁的老毛子逝世，“四人帮”被捕。听到卜告的同学中有人哭了起来，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未掉过一滴泪。那些年里，国内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小学校里也是热火朝天地开展批林批孔、批邓、批“四人帮”，孩子们也被卷入其中，被老师要求写政治性批判文章。喜欢读书看报的我的文章一直写得不错，也富有想象力。记得5年级时我被老师选上到全校批判性大会上发言，我在发言中竟然说要把批林批孔与批邓反走资派结合起来！哈哈！！后来“四人帮”在高层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捕，学校照例要求大家积极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76年开春不久就被招工去了江汉油田工作的大姐寄给我一套政治漫画，我就照样子模仿了一套带到班上来，还被老师组织几个同学拉起线绳沿教室内挂了一整圈。
六年级结束后，我们转到了位于峰口镇东边当时称为新区的峰口镇初级中学开始初中学习。这所学校与凤凰桥（就是小时候出院时由父亲领着在回家的路上驻足的那座桥）遥遥相对，紧邻着现在的东区主干道的北边。当时这条主干道还只是一片泥泞的泥巴土路，几年里根本不能通车。记得我们在4 ~ 5年级时还亲自参与了这条土泥巴路的开挖修筑工程，二中、镇初中的老师和学生也都参与了。当时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分班负责挖一道笔直的水渠，并将挖出的泥土堆在这条未来的主干道上作为路基。1977年我转到这所中学时，土泥巴路的两旁除了这所初中外空空荡荡一无所有，一眼望去全是农田。初中的大门也没有朝向这条主干道，而是在与它垂直的方向上朝向凤凰桥所在的通往本地医院和武汉的老公路。从老车站门前往凤凰桥方向步行约60 ~ 80米，就有一个右转的下坡路通向150米开外的初中大门，坡下是一道小拱桥。从大河的一个支流经凤凰桥下过来的水又绕到这里来伴着前往县城的老公路向南流去。正是在这段长不过20米的下坡道上，刚入初中没几天的我经历了一场惊险，被失去控制高速下滑的满载砖头的两轮板车带倒并拖拉着在表面铺有碳渣的坡面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导致双肘受伤并留下了疤痕。那车砖头是为学校建设拉的，也是学校分派给学生的学工学农活动的一部分。这样危险的工作没有老师或成年人跟随着指导我们如何处理负重车的下坡路滑行。
初中的编班一开始就打乱了小学时的习惯性群体，我被编进了五班，和周方达、张祖斌、谢邦娇等同学在一个班，有许许多多的新面孔，有些我还来不及熟悉就又分开了。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座位在第一组的倒数第二排靠后门边。班主任（忘记名字了）老师让我担任了劳动委员，这是我担任过的第一个班干部职位。由于我从小学4年级起成为校篮球队队员，初中的体育老师继续接受我加盟他指导的篮球队。记得刚开学不久，我们小组的五个人（还有另一位女生忘了名字）曾经一起给东南方向的什么村里送肥料，一路上非常快活，青春的心也骤然间开始了第一次萌动。我得承认自从那次送肥经历后，我突然感觉到心里非常喜欢活泼大方的她，每天都渴望和她说话，但真真有了机会在一起，例如收作业本、排值班打扫卫生、或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巧遇等，却又满脸通红说不出一句话。令人遗憾的是仅仅一个月后，学校突然宣布要进行一个分班考试。考试的结果是5个班的学生被分为了两个快班、一个中班和两个慢班。
考试成绩公布后，我才知道我的数学仅仅得了4分！！，但语文却考了99分，结果我进了中班，和张祖斌、陈银宏、马泽清以及另一位黄姓同学等一个班。郑国庆、周方达、谢邦娇、彭新潮、朱德慧、焉来斌、赵世寿、邓金波等都进了一班，即最快的班。分班的那一年，我父亲还在二中农场当看守搞什么试验田、热心所谓的蔬菜大豆水稻杂交呢，根本没有机会回家关照我的学习。他似乎从未过问过我的学习，即使是大约半年后他终于返回了学校开始担任文科班的班主任（直至1988年退休再加5年的返聘期间他一直担任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没见他去过我的学校争取让我转班，更没有和我讨论过我的学习以及我的学习环境。如果按照现在的学习竞争水平和力度，我这辈子肯定是完蛋了：考高中都没戏，更别谈上大学，连梦也别做了。
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杜子英（女），物理老师姓黄（男），但忘记名字了，化学老师姓卢（男），也忘记了名字，英语老师叫许仙美（女），体育老师也姓黄，其它还有历史、地理等老师，连姓什么都不记得了。整整一年里我的座位一直固定在第二组的最后一排，坐下就背靠墙。我的同桌是小学阶段和我一个班的，就是这个黄姓同学，而不是4年级时和我打过架的那位。陈银宏小学时是二班的，当时的个子比我矮一些，坐在第二组中间，他的家在沿河街的一个码头边上，那个码头是我从8岁起就经常来此为家里挑水的地方。马泽清原是三班的，家住在镇中心的老供销社后面的民房里，人很豪气，当时的个头和我差不多，也算大个子，张祖斌则是我们中个头最高的，不过他比较瘦，不爱运动，却非常喜欢唱歌，且唱得很好。我至今还记得他教我唱过的一首前苏联的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歌词是这样的：
歌词显得悲壮而有激情，其中包含的走向自由和光明的理想也是人人憧憬的。在当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环境下，这首歌在峰口镇当地的老百姓中悄悄地传唱着。走在空旷的泥巴路上，唱着旋律优美的歌曲，我们用自己纯贞的心灵感受着那个时代的整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可惜，那时我们太年少无知，我们不懂得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理想”竟然导致了苏联时期比沙皇时代更加严酷的专制暴政，将俄罗斯民族推向了灾难深重的境地。
杜子英老师让我担任了班上的学习委员。这是我担任的第二个班干部职位。我开始注重学习了。由于和陈银宏家挨得最近，我和他经常在一起做家庭作业，要么在我家，要么去他家。张祖斌、马泽清后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由于上学放学同行很长一段路，我们经常相约一起回家。这样，我们四个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给我的友谊迅速抹去了我在整个小学期间的孤独感，更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成为班上成绩最好的，声望也是最高的，因此性格开始变得开朗和稳健起来。
然而，就在分班后不久，我和同桌的黄姓同学干了一架。他身高和我差不多，但个头比我魁（当地土语发音：kuai 3）。我忘记了那天是什么明确的因素诱发了这场冲突。我承认作为同桌，我没有把他很放在心上，平时有点轻视与他加深关系增进感情。可能是因为我坐在里面，要进去出来都必须从他的座位前过，那天可能是不小心踩着他了。他以为我还像小学时代那样孤立无援，便突然发火朝我打了过来。我立即给以回击，俩人在座位上推搡起来，打得倒不是很激烈，我也没吃亏。可是我的几个好朋友立即围拢来，拳头像雨点般落在了他的身上。我一看这个架势不好，立即大声地让他们停下别打。他们也就很快住手了。黄姓同学也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小学时代的那个孤立无援的我了。冲突停下来后，是我首先给他道的歉，还安慰黄希望他不要担心，今后我们不会有意欺负他。后来，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向我赔不是，事情便很快过去了。杜老师后来知道这件事后也表扬我处理得比较好，没有给任何参与者任何批评。我和黄也都没有要求调整座位，直到毕业我和他一直是同桌，且平安相处。毕业多年后见面还是热情地打招呼。
可以说，杜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二位好老师，因为她给过我的除了鼓励还是鼓励。正是在她的手下，第一学期结束前，我参加学校的数学竞赛竟然得了第一名。记得那天杜老师非常兴奋地告诉了我获奖结果，她真真是喜笑颜开啊。其实她从未给过我额外的辅导。一年后毕业时参加全县统考，我的总成绩也是全年级第三名，获得进入县重点中学重点班的资格。然而，直到初中毕业，父亲才告诉我说杜子英是他文革前带班的学生。我从那里毕业两年后她被调到当年她丈夫任教的黄冈中学从而得以和分居多年的丈夫团聚，后来又和丈夫一起被调到武昌水果湖中学，并从那里退休。太太出国前，我带上她去水果湖中学拜见了她。
我的同龄伙伴们仅有两个快班以及中班的我得以进入洪湖二中继续高中阶段的教育，其中只有5位同学进入洪湖二中的县重点班，他们是崔春光（小学五班）、李汉香（小学五班）、严新文（初中阶段从与峰口镇一河之隔的万全乡转入，万全乡非峰口镇所辖）、田爱琼（小学二班）以及我（小学一班）。另外三位选择去了位于县城的洪湖一中，他们是郑国庆（小学一班）、武启刚（小学五班）和程立俊（小学五班）。（下接第二部分）
我知故我在——思想者的圣殿 
T_T 走过来瞧瞧~~~~
不简单啊，还记得这么多家乡话，郑国庆在我高中时代作为物理老师，还是很喜欢他的。
Awesome post.